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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廷海:为什么说新一轮城镇化事关成败?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6-03 20:52:42

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事实上是国家应对风险、调节国民经济和内需的战略工具,是应对风险的强大政策工具。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刘艳美

不仅“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首次提出的“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之一正是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特殊时期,城镇化似乎又走到一个特殊关口,事关促消费、惠民生,以及调结构、增后劲。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看来,中国城镇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大幅度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其中(有)相当程度的政府调剂行为在里面。”

他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上表示,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事实上是国家应对风险、调节国民经济和内需的战略工具,是应对风险的强大政策工具。

但城镇化也不是万能的,实施城镇化战略需要把握好它的进程和规律,否则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投资过度、债务过高、产能过剩等后果,并酿成新的风险。

这一轮风险应对中,如何才能“化危为机”?

节奏感

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并且这个“节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及其防范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武廷海解释说,1997年~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马上实施了城镇化战略;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又开始推进城镇化。这中间开始变得谨慎一点,包括上次“非典”时期,强调“有效引导,健康发展”。

“一个危机发生以后又会带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这里面有很明显的节奏感。”他表示,这个阶段实际上面临风险暴发带来需求的不足,通过城镇化推进来扩大内需,风险进行转化,又会带来投资积累的过度,然后再来进行调整,形成新的一轮。

整体而言,1998年~2017年20年间,中国城镇化总体呈现出五年一阶段、十年一周期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危机爆发和风险转化过程中,城镇化带来投资增速的周期性起伏变化,进而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

由此得出的经验是——

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是国家应对风险、调节国民经济和内需的战略工具,是应对风险的强大政策工具。

城市化不是万能的,必须掌握它的规律。如果把握不好这个规律,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投资过度、债务过高、产能过剩等等,并且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风险。

面对风险,如果应对得好,就会“化危为机”,为城镇化的转型升级带来重大契机。

主战场

这一次,风险不仅肉眼可见,或许还将“深不可测”。

截至目前,全球尺度上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判断基本明朗。

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指出,疫情造成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3%,全球正面临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萎缩,其程度远超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

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观点》指出,2019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类发展指数自1990年提出以来首次出现衰退。

在武廷海看来,疫情爆发和后续发展,既是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严重的城市问题。

比如,世界上95%以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分布在全球近1500个城市的城市区域;

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城市服务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行业;

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易受病毒感染和失业的双重威胁,是疫情下最敏感的人群……

视线拉回国内,疫情不仅对经济平稳增长产生巨大冲击(一季度罕见负增长),失业风险更不容小觑。

数据显示,2020年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2月为6.2%,1月~2月新增城镇失业人员400万人。同时,今年还有874万应届生,“最难毕业季”难度系数攀升。

从近期各方释放的信号看,“千方百计惠及民生”是核心,这对城镇化、城市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武廷海说,从“化危为机”的经验来看,中国城镇化受这次疫情和国际危机爆发的影响积累,“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战略的发展期,而这个战略,“有成败”。

在他看来,城市将是这次应对危机的“主战场”,特别是大城市在这次危机应对中如何发挥主体作用,挑战着城市工作者的智慧。

宜居城市

武廷海直言,这是新一轮“化危为机”的城镇化过程的开启,将直接关系着中国城镇化的前途,甚至决定我们的成败。

能不能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奇制胜”?或者在被动的局面中,早一点走出危机,发挥一些积极的影响力?

“城镇化战略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法宝。”在他看来,新一轮城镇化已经不是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而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怎么来应对危机。

武廷海特别提到,现在是“十四五”前期,城镇化战略在国家战略里应有可以发挥的位置。“今天的城镇化已经不仅仅是科技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发展,甚至政治、经济等全局性问题,城镇化在新的疫情条件下要发挥它的作用。”

目的上,不仅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还要发挥城市的保障作用。

今年3月,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曾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指出,城市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四个保障作用——保供给、保清洁、保安全和保急需(如建设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按照武廷海的观点,疫情影响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发展模式的纠偏与转型,而是在疫情倒逼下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与创新。

他特别提到,希望把“宜居城市”建设作为未来城镇化道路的中轴,在新的国家规划中,把它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纲领。

“宜居城市建设不是技术问题,”武廷海说,“它看上去是个物质建设,实际有社会治理的含义和社会发展的含义在里面。”

毫无疑问,进入美好生活,宜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简单的是,社会公民财产中,如果对有形财产做个比例测算,“居”将占到非常大的比例,可以说,“宜居是老百姓最核心关切的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

过去,我们在学习西方城镇化经验中取得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如果继续用追求剩余价值的办法,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新、越建越快,最后就会被绕进去,城市的社会这一面,怎么办?

武廷海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根本目的或者发展方向应该是以人为核心,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空间需求。实践中,可以探索通过使用价值来主导空间生产的模式,实现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

好的变化在于,目前除了韧性城市、生态城市外,国内还提出建设公园城市,“这是非常强大的面向老百姓生活的做法”,武廷海认为,这已经有了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悠然见南山”的社会形态,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扩大共享空间的同时,还应该建立适应都市社会的城市治理与规划体系。

武廷海解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是在做“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做成的,以制造业为基础;而现在国际上的大都市,无论纽约还是伦敦的发展,根本上都是以服务业为基础,是都市社会和人群集中消费的社会。

走向都市化,无疑对空间生产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维度。

“我们希望将城市工作提到应有的综合、整体、全面的新高度。”他提到,疫情表明,中国城市的治理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相应的,有必要加强城市工作的分量,更全面地考虑城市问题以及城镇化之路。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武廷海理解,面向城市治理的城市规划,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土空间格局、人居环境建设的共同需求,应该发挥“引领作用”。

下一步,需要更多的部门、学校和团体统一起来,面向国家的需求,来建设面向城市治理的规划工作。“城市规划注定是多学科的,城市学科的看家本领一定不在‘划红线’。”武廷海说。

(本组图片据武廷海《中国城镇化与风险应对》)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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